越贫困,越无力——欢迎来到地狱十七层

穷人为什么穷?无论中国美国,主流对此都有种没明说但心照不宣的观点:因为他们懒、酗酒、赌博……曾有条被疯转微博,一位妈妈卖盗版光盘被城管追赶跳入水中,当时,一位女博士点评说北京好月嫂都月入过万了,何必要选这么苦情的生活方式?此微博后被证实为谣言,但抱小孩卖毛片的中年女性的确曾是北京一景。中产阶级的眼界不是穷人的眼界,正如本书作者也苦苦思索,劳工为何不要求加薪,或寻找更高薪工作,甚至组织工会,维护自身权益?答案是,越贫困,越无力。

畅销书女作家芭芭拉•艾伦瑞克进入美国底层,体验在时薪6~8美元下,辛勤工作是否能生活下去,她的答案是:不能。除非你跟别人合租房子,或者打两份工。

她在三个城市当过餐厅服务员、旅馆服务员、清洁女工、看护护理及沃尔玛的售货员,她努力工作,也努力尝试收支平衡,为此她曾勇猛打两份工,一周工作七天,每周还能在打工的看护之家免费吃两三餐,这些都帮助了她。但到旅游旺季,房租将上涨三倍,身为女佣的她,只能再次破产。

作者有穷人没有的优势:在前面的几十年,她有高于一般水平的医疗照顾、良好饮食、她常年练举重,身体“是不寻常的结实”。并且,就这个实验来说,她作弊了,她给自己租车,用信用卡付费;每到一个城市,她备有一千多美元的起头基金;她开了外挂,却仍然没有打赢。

我一度觉得这本《我在底层的生活——当专栏作家化身女服务员》是来黑美国的,因为美剧、好莱坞电影不曾说过,还有这么个美国存在:低薪白人劳工,三四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生活;怀孕的清洁工摔伤也不敢请假,一天没薪水,第二天就没钱买杂物;沃尔玛的员工付不起房租,住在收容所;背着十几磅重的吸尘器吸尘、跪在地上擦地,女佣们话题热点是哪个牌子的止痛药最好用;没有健康保险,因为太贵,这意味如果生病,你要比别人多花钱。

女招待考虑搬入每晚40~60美金的汽车旅馆(她每天才挣四十多美金),作家惊讶问她怎么想的,同事像看笨蛋一样看着女作家:我上哪儿弄一个月的租金跟押金去租公寓?而女作家,之所以能租到月租500的公寓,是拜她从自己的现实世界带来的1000美金付押金及头一月租金所赐。

不断上涨的房租是穷人的噩梦,作者发现,穷人越来越多住在汽车旅馆。后者可以按天结账,犹如鸦片,诱惑现金紧张的穷人陷进去,微薄的积蓄被烧光,更加不可能有钱租公寓。作者发现有两个男人轮流睡一张床,一个人睡觉时另一个在车上打盹。而我忽然明白卡佛小说里的那些穷人,那些卖掉农庄,揣着全部积蓄进城找工作的一家人,在一间汽车旅馆里住下去,某一天又一声不吭地走掉——他们就是汽车旅馆鸦片的受害者,他们不是走掉,是掉入地狱的更下一层。

作者认为,穷人破产,因为薪水太低,而房租太贵。这一点中国读者想必也深有共鸣。当房租犹如奥运会田径赛道上的博尔特般一路狂奔,穷人只能不停搬家,搬入一间又一间不带家具的公寓,锅碗瓢勺家具又是一笔钱;或入住汽车旅馆胶囊公寓,只剩一张床那么大小的房间,你证悟到睡觉和死亡何其相似。而无法做饭的后果,是你要花更多钱在吃饭上。最终,她,还有我们,均不难发现一条荒谬定律,如果你穷,你就得比不穷的人花更多的钱,才能活下去。这不是美剧中的美国,但它并不陌生。全世界的金钱流动法则相同:钱生育钱,贫困生育贫困。

作者有强烈的政治立场,而她真实凶残的打工经历平衡了她的倾向。说到底这并不是一本坐在空调房间凭政治理念写出来的书,她一天工作九小时,住在没有纱窗空调电扇的旅馆,因为锁不上门,不得不合衣而睡。而她的工作,是在35度高温下打扫“有五套浴厕的房子”,撅起屁股,跪于大理石地板,用抹布擦过每一寸地面,擦干净整排玻璃门上的每一个指纹,而且遵循女仆美德,不在主人家喝水;是每周六日服侍近四十名阿兹海默症老年病人吃三餐、清理餐具、擦桌吸地,“我只能全力跟上洗碗机吐出盘子和脏盘子涌进来的速度”;午饭是高速路上停车上厕所时的五分钟;上厕所要打卡。即使这样,仍有几次,她不得不求助于慈善机构,后者提供的免费食物,对没有冰箱的穷人来说并不实用;而一个“平价”通铺床位,每晚也要19美元,慈善机构的小姐建议她“搬进收容所”,以便存到足够的钱交第一个月的房租和押金。

她将自己奉献为小白鼠,而我们得以观察,贫穷是如何侵蚀一个人的精神。

作者自己能从时薪5.15美元的餐厅跳槽至时薪7.5,因为她有车,可四处应聘,上班范围更有弹性。她的同事若换工作,交通是大问题,甚至需更换住处。穷人比富人更保守,更不愿意改变,就像奴隶比奴隶主更保守。物质上的窘迫,使他们承受不起改变,冒不起一周没工作的风险。那意味着他们会挨饿,从现在的房子被赶出去,掉到地狱更可怕的下一层。

但作者在找工作时呈现的状态,她的精神活力、她的勇气才是她和她的同事们之最大区别。同样被羞辱及盘剥,她跃跃欲试组织工会,她的同事却只希望偶尔请一天假,第二天还能有钱买点杂货。这一部分也可用来解释教育的重要所在,作者隐瞒了博士学位,却拿不走自己的思维。精神的贫困是穷人解脱贫穷的最大障碍。

两个多月的底层生活后,作者的背伤复发、全身起了疱疹,并且,她身为“民主社会主义者”“女性主义者”,对底层人民抱有的博爱之情,慢慢变淡,代之以麻木,甚至仇恨。一个身高不到1米4的女售货员跟她起了纠纷,她看着后者踩着梯子才够得着高处衣服,一股恶意涌上,“希望能看到她啪地一声摔到地上”;而残疾员工忧伤地坐在轮椅里,她看到第一感觉是“至少你还坐着。”——她忽然意识到,如果自己的父亲没有脱离矿工身份,如果去掉自己的教育程度,也许自己就是现在这样:苛刻、狡猾、满怀怨恨。她没有强调,但读者可以自行总结:穷人仇恨穷人。这不是什么新鲜事,却让人难以面对——穷人不都是善良的么?法国作家塞利纳在他1935年的《长夜行》里写道:“我们之间有五个法郎的隔阂,就足以产生恨,希望他们统统死光。”“五个法郎”,可以换成小升初的一个名额、一个工作机会,甚至仅仅是高峰期公车上的一个座位、它仍然“足以产生恨,希望他们统统死光”。不信你看北京上海贴吧里,那些铺天盖地的“外地人滚出去”。

贫穷是一种专制,它培养自己的奴隶。当你习惯于被剥夺自尊,习惯于被当做一个小偷/懒虫/酒鬼对待,当你常年生活在社会边缘、你存在的意义被抹去,宛如你根本不存在。而打开电视——无论中美——都是老板,男女白领,即使是喊着奋斗的北漂,住的也是你这辈子都住不上的三室两厅,它会让你以为“只有我自己才是不正常的”。精神上的专制就此完成。穷奴大抵上有两种,一种借仇恨别人获得自己高人一等的存在价值感,一种则接受自己是最弱的,就像那些被迫在自己的社会体系中落入屈从位置的沮丧的猴子,它们变得焦虑而退缩,不再挣扎,甚至对自卫也毫无兴趣。

借助铁丝和剪刀,能培养出自然界不存在的侏儒松,定型成功,即使松开捆扎铁丝,那些松树也固定在扭曲的姿态。同样,精神上的专制,令你在内心相信自己就是个侏儒。芭芭拉•艾伦瑞克细腻雄辩地写出精神的毁灭之路,我却在其中看到熟悉的人脸,作为经历了大饥荒的幸存者的后代,她绘出的精神贫穷者的肖像我并不陌生。那些脸在我们周围漫游,如恒河河沙,又似幽灵。

怎么办?也许没有一个药方可以取消贫困,但至少下次看到一个走投无路的穷人,在指责他懒惰、酗酒之前还可以多想一秒钟;在大吼“外地人滚出去”之前,还可以思考一下这仇恨从何而来;即使我们的初始值是一棵被剪成侏儒的盆景,也可以在松绑后尝试站起来,笔直地站成一棵树。

开外挂的女作家,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收支平衡。但实在要流浪街头时,她可以挖出自己的信用卡,大吃一顿。可是现实中真正的穷人,她的同事们呢?

我想起《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》的最后一段:绝望的妻子揪着上校的领子,问这些天我们吃什么?

“上校活了七十五岁——用他一生中分分秒秒积累起来的七十五岁——才到了这个关头。他自觉心灵清透,坦坦荡荡,什么事也难不住他。他说:

‘吃屎’。”

本文选自绿妖新书《沉默也会歌唱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。

Arnold Knegt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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